在我十六岁的某个午后，祖母摊开她一生珍藏的绣品。阳光穿过窗棂，将绣架上的孔雀尾羽照得粼粼发亮。“有人对你好，是锦上添花，”她用顶针轻轻划过细密的针脚，“有人只对你好，是底色上的暗纹。前者谁都看得见，后者只有布自己知道。”那时的我，并不懂一匹布如何知晓自己的纹理。

母亲是家族里公认“对所有人都好”的人。邻居病了，她熬第一锅粥；单位捐款，她名字总在最前；甚至对街角流浪的猫，她也定时备好清水。她的好，像盛夏饱满多汁的蜜桃，色泽鲜艳，香气外溢，任谁都能分得一份清甜。我童年所有光亮的记忆里，都有她慷慨的馈赠与灼热的关怀。然而，我渐渐察觉一种均匀的温暖——那种对所有人散发的热力，落到我身上时，温度并无二致。她的爱是一盏明灯，照亮整个房间，却也因此，我分不到一片独属的阴影可供栖息。

父亲截然相反。他沉默如老宅的础石，在家族聚会中总是边缘的剪影。他不记得任何人的生日，拒绝一切热闹的社交，对世界的态度近乎一种固执的疏离。于我，他却有一套隐秘的“语言”。是我咳嗽声初起时，次日清晨案头那杯不知何时出现的、温度正好的枇杷膏；是我在无数个深夜伏案时，门外那双来回踱步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叹息的脚步声；是我青春期所有尖锐的叛逆如重拳砸向虚空时，他默默收纳我一切锋芒的、深海般的静默。

我曾困惑于这两种“好”的质地。母亲的，是光洁的丝绸，披在身上，有即刻的华美与温暖；父亲的，却是粗粝的麻布，初接触时甚至有些扎人，久了，却在肌肤上磨出贴合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形状。

真正理解祖母的话，是在我决定远行的前夕。母亲张罗了盛大的饯别宴，席间笑语盈然，她举杯祝福我拥有全世界。宴席散后，我回到房间整理行囊，发现箱子已被重新收拾过。常翻的几本书放在最易取的位置，衣物被叠成大小刚好的方块，每个缝隙里都塞着独立包装的吸潮剂。箱子夹层里，躺着一枚小小的平安符，褪色的红布边缘已被摩挲得起毛——那是多年前，父亲独自去千里之外的古寺，一步一叩请回来的，他从未提起。而此刻，它沉默地躺在那里，像一个所有解释都嫌多余的注脚。

就在那个瞬间，我忽然触摸到了那“底色上的暗纹”。母亲的爱，是绣在生活华服上最耀眼的图案，金线银丝，众目所羡。父亲的爱，却是刺绣时最初绷紧的那层底布，是承载所有绚烂的、沉默的经纬。它从不显形，却决定了整幅绣品最终的挺括与韧度；它从不发声，却是我所有奔赴与跌倒时，最后兜住我的、无形的网。

如今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遇见许多“对我好”的人。他们赠我以鲜花、赞语、即时温暖的援手。我永远感激这些善意，它们是我生命锦缎上闪烁的光点。但我知道，在我灵魂最深处的行囊里，始终安放着那枚不起眼的平安符，和一种近乎笨拙的、将吸潮剂塞满每个缝隙的沉默。

有人对你好，是生命慷慨的馈赠。而有人只对你好，是命运慈悲的私语。前者让我们相信世界的宽阔，后者让我们懂得自己的珍贵。在这个人人乐于展示善意的时代，那幽微的、独一份的“只对你好”，或许正是对抗生命终极孤独的、最古老而有效的刺绣。它以时间为针，以沉默为线，在我们看不见的背面，绣出一片只属于我们的、永不褪色的疆域。